明堂是什么？依据张一兵先生的研究，明堂最初是“祭祀天神（日、月）的土台子”，在随后的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还被赋予了宗庙、布政、朝觐、颁朔等等功能。这项研究的结论发聋振聩。
明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难题，谈古代政治、制度、礼仪、祭祀、行政，甚至教育、养老等等，都难以绕开。历史上关于明堂的研究，已经构成一门学问，应该叫明堂学。然而由于文献的湮灭、秦火的贻害等等，加之研究方法的素朴，使得明堂学成了一笔糊涂账，最极端的，连明堂是什么都成了问题：行礼的地方？学校？养老的地方？大房子型的会堂？等等等等。清朝国学大师阮元“盖棺论定”般地总结道，从古至今的明堂研究，“盖未能融合经传，参验古今。二千年来，遂成绝学”。
张一兵先生40万字的新作《明堂制度研究》的问世，对读史者是一快事，一幸事。著者凭着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广征博引，扒剔梳理，穷根溯源，廓清了古代礼制史和礼制建筑史研究中的部分重大问题，展示出明堂的起源和规制，考释了明堂的各项功能，理顺了历代明堂制度的脉络，建构了明堂礼仪制度的理论框架，进而肇始了“新明堂学”。
《研究》继承了传统朴学的考据之风尚，其征引391种古代文献、79种当代研究方面的论著，纵横捭阖，论列详备，这在当代学者的著作中殊为少见。
明堂制度中最纷繁复杂、最难以界定的就是名称问题，一个“明堂”，居然有几十种与之相关的物事或概念，它们包含着礼制、宗教、教育、思想、建筑史等庞杂的内容，若不厘清明彻，明堂制度的研究便无从谈起。《研究》便以相当的篇幅来考据和界定。
譬如关于“明堂”二字的证明。“明”是会意字，固然最初的字形为月光从窗牖中照射进来，表示明亮的含义，但《研究》又据远古时期祭日、祭月的相关证据，以为“明”字必然跟祭日、祭月有关；“堂”字在甲文和早期金文中未见，《研究》据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器物铭文“堂”字的字形，再辅以大量的文献佐证，证实“堂”字作“台基”解。字形表示物事的本义，张一兵认为，明堂最初是祭日祭月的土台。这个结论很重要，说明了“明堂”的起源或初始。
“辟雍”跟明堂的关系一直是扯不断，理还乱。《研究》征引大量文献，经过详尽的考证，得出结论说：辟雍的名目与形制的产生，大概比明堂要早一些，但是直到周代还可能是完全独立的机构与建筑。周代以后，辟雍一方面向学校和射宫发展，一方面留下一部分形制给明堂，从此直到宋代，明堂与辟雍都是分立的。明代的国子监将明堂、太学、辟雍合为一所，一身而三任焉。明以后，明堂礼的大部分功能进入郊祭礼，少部分功能或进入太学，或进入太庙。与“明堂”“辟雍”的证明一样，《研究》还仔细地考释了相关的“合宫”“大室”“清庙”“重屋”等等制度。抽丝剥茧，明堂制度的名义已经清晰起来。
明堂功能，是张一兵先生下力气研究之所在。《研究》说，祭祀、施政，是明堂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倘如离开这两项功能，明堂的制度就不会存在。如果说明堂还有居寝功能、颁朔功能，当然是明堂制度实践中经常可见的，但其在明堂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主角，不是明堂制度的特征性因素，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附属于其他礼仪制度之下的。此外在明堂礼的实践中还有诸如内治、建官、望气、大教、学校、养老、尊贤、飨射等多项功能，往往由于产生时代偏晚，个别时代临时设置，而不能成为对整个明堂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而象征功能，在明堂礼制中也非常重要，比如传统研究的论述中常常被提到：明堂象征了天道、五行，象征了社会理想，象征了天府、天庭、天宫，还象征了世俗民情。
《研究》关于明堂制度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是清晰的。远古至夏商，为“准明堂制度”时期，周代为明堂制度的成熟期，秦代为重整期，两汉为复兴繁荣期，三国两晋南北朝为维持期，隋代为过渡期，唐代为再繁荣期，五代十国为再失落期，宋代为调整期与衰败期，元代为失落期，明代为转型期，清代为转型与消亡期。由这样明彻的推演，就向读者准确地传递了明堂制度几千年来的历史消息。
张一兵先生深入地探讨了明堂制度的成立和衰败的原因。由表面上看，统治者所发明的明堂，是联系人间与神界相通之礼仪；深层原因则是人们自觉意识的觉醒，日渐远离神界，并力图掌握自己命运，统治者由此感到了威胁，为维护传统的统治秩序和社会格局，他们必须设法复辟明堂，设法恢复和加强人和神之间的联系，宋元以来社会上务实的风气越来越浓，对于鬼神的依赖越来越少，明堂制度终于式微。
张一兵先生大量征引新的出土材料，借鉴古今中外的各家说法，以图画的方法展现，从名义、起源、形制、功能、礼仪程序上多侧面地考据，参以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民俗学、建筑学等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理论，进而使作品具有科学性、历史感、逻辑的力量，翔实而厚重。张一兵先生在书的结尾说：因为篇幅所限，还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譬如明堂制度与其他领域、制度之关系，明堂制度的整体历史脉络等等，都有待于今后的工作。我期待着张先生新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