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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博物馆:是中国文化的地标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Jina  版权声明,必须查看=>点击进入




近几年,随着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的逐步深入,处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博物馆该如何抓住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机遇,提高博物馆的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已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 


  博物馆是真正的课堂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的湖北省博物馆,拥有丰富且具地方特色的珍贵藏品,如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郧县人头骨化石等。那么,您认为博物馆应从哪些方面重点着手,更好地向人们展示和推广这些藏品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楚文化? 


  万全文: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即青铜冶铸、丝织刺绣、髹漆艺术、老庄哲学、庄骚文学和美术乐舞。前三大支柱在湖北省博物馆有着比较全面的展示,其中又以青铜器系列最具分量和代表性。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出土的最精美、铸造工艺最复杂以及一次性出土数量最多的青铜器都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的发掘更是打开了一部“百科全书”,围绕曾侯乙编钟等珍贵藏品所进行的展览,30余年来经久不衰。 


  除了展示曾侯乙编钟的原件外,我们还特设了以编钟复制件为主体的古乐演奏服务。编钟演奏实际上是展览的延伸,它可以让观众通过聆听古乐了解当时的礼乐制度,进而了解当时贵族的生活状态。 


  对于希望了解更多有关青铜器知识的观众,我们开辟了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流程的演示专柜,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展览的过程中采用三维立体成像等现代化手段,使观众对此有一个更为直观和动态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 


  万全文:博物馆免费开放的社会效益非常显著。首先,它是文化惠民工程的体现。通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物,可以鼓舞士气,提升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其次,博物馆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它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对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免费展览做得好,博物馆的文化信息才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起到更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不过,当前社会对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认识和利用都还不是很理想。比如,学生进博物馆主要是作为春游或秋游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博物馆当做真正的课堂加以利用。博物馆教育应从孩子抓起、从学生抓起,惟其如此,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初衷才能得到实质性的彰显。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7年,您曾在美国接受过博物馆馆长培训。您能谈谈中美两国博物馆有什么异同吗? 


  万全文:对于博物馆而言,其功能首先是收藏历史,其次是利用藏品办展览,再次便是教育。教育是博物馆功能的核心体现,也是目前美国博物馆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在美国,藏品展出期间,每天都会有围绕该项展览的系列活动,如艺术表演、学术讲座、专题音乐会等。同美国相比,我国博物馆的建馆历史相对较短,在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上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需要强调的是,中美两国博物馆在核心价值与社会责任方面并无多大区别,两者都是通过文化宣传来影响社会的发展,提高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只不过在具体操作上呈现出不同方法。美国博物馆通过收取会费、场地出租、售卖门票、工艺品销售以及基金投资等方式募集经费;我国博物馆则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美国博物馆在运行过程中大量征用志愿者;我国的志愿者服务近几年也渐渐迈开了步伐,但整体而言还处于一个上升发展阶段。美国博物馆馆长采取聘用制,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我国博物馆馆长需要对多方负责,在管理工作上往往事无巨细。美国博物馆馆长很重要的一个职责便是募集经费;我国博物馆馆长则无此后顾之忧,其主要职责就是为观众、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楚学研究将更为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位知名学者,您对我国古代青铜文化和楚文化做过大量研究,如何评价现阶段这两个学术研究方向的发展状况? 


  万全文:在青铜器综合研究、断代研究、铭文研究等方面,郭沫若、陈梦家、李学勤、马承源、朱凤瀚等前辈学者作出了卓越贡献。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开始用科技手段介入青铜器研究,比如通过铅同位素的测定来探究铜料来源,通过范铸实验来分析古代青铜器的铸造等,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可能给这一学科带来重大突破。 


  学者们最早认识到楚文化,源于1933年楚幽王墓的盗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长沙地区发掘的大批楚墓为楚文化这一学科的创立提供了契机。目前,与其他先秦区域文化研究相比,楚文化研究成果颇多,影响也最为深远。 


  楚文化研究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楚文化的本体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楚文化史》、《楚文化志》,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楚学文库》十八种等,都是楚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地域文化比较研究,如楚文化与秦、晋、巴蜀乃至古希腊文化的比较研究,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是张正明的《秦与楚》。第三个阶段是结合考古发掘与出土文献所做的综合研究,如早期楚文化的探讨、楚简的断代与综合研究等。可以想见,楚学研究在未来的时间里将更为深入与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针对目前有舆论建议将湖北的简称由“鄂”改“楚”的话题,您有何看法? 


  万全文:我认为这个争吵并不是坏事。“鄂”的简称来源于鄂国。鄂国是一个古国,最早立国于山西,又先后迁徙于河南南阳、湖北随州、湖北鄂州。时至清代,鄂州成为湖北重镇,具有很强的政治地位,因此,时人用“鄂”简称湖北,沿用至今。 


  现在湖北省提出改“鄂”为“楚”,更多还是从文化角度立意的。湖北是楚文化的核心区域,从熊丽讨雎山到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楚国在湖北建都近800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域文化研究葳蕤兴发,楚文化、荆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楚”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在目前重视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发展的前提下,湖北若将简称由“鄂”改“楚”,既有利于推动湖北省的文化建设,也有利于打造楚文化的地域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简称为“楚”,并不影响其他各省的文化建设。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楚地,其极盛之时“地方五千余里”,用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楚国版图的主体涉及湘、鄂、豫、皖四省。目前,湖南省主打的文化品牌是湖湘文化,河南省主打的文化品牌是中原文化,安徽省主打的文化品牌是徽文化,都不与湖北的“楚”文化冲突,因此,湖北改“鄂”为“楚”也有着现实操作的可行性。 


  湖北省旧有的简称“鄂”以及拟改的简称“楚”,在现有条件下不妨并行,以此作为过渡。大凡新观念的接受都需要一定时间,湖北修改简称,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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