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北京的108对夫妻在孔子像前宣誓“永不离婚”，比起目不暇接的商家在圣人像前宣誓“弘扬民族文化”，7月28日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70名新教师，在孔子像前进行入职宣誓自是名正言顺了许多。尽管没有锦伞罗帐、六艺齐舞，也平添了几分神圣和庄严。不过，这种宣誓说到底是作秀，根本不值得一论。好在本文的题旨并不在于此，况且见多了这种不伦不类的炒作，实在没有兴趣对他们投入更多的关注。但是应该看到，如今的孔子远非往昔庙堂之上的圣人，他的形象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角落。比如，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谈到对奥运会开幕式的想法时，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把孔子“抬出来”。（7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从中学教师到国学大师都对孔子顶礼膜拜，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如今的中国人对儒教文化的认同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孔子当然有不可替代的标志性作用。然而，孔子能够得到国学大师如此“器重”，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力。因为我不明白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中，除孔子以外的先哲应该占据什么地位，即使把儒学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看不出如今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孔子的思想，更不要说那些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外国人了。
凡是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孔子在世之时并没多少人气，在文化舞台上也没什么“盛名”。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才使之身价百倍并“阔得很”——唐太宗尊孔子为“宣父”，元成宗封孔子为“文宣王”，清代顺治皇帝把孔子奉为“先师”。如此而已，孔子的声望随着历代帝王的需要不同而变化，他们“奉天承运”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千秋百代对孔子的学说深信不疑，而更直接的原因，就是孔子的部分思想为捍卫他们的既得利益立下了汗马功劳。
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要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其实，鲁迅只说对了一半，当下在中国风行的“孔子热”，虽然其中掺杂了某些“权势者”的意志，关系到的却恰恰是民众。因此，当季羡林建议北京奥运会把孔子“抬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老百姓如此关注这样一个议题，似乎不大合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逻辑，历代的大儒都明白孔子向来不赞成让老百姓知道“权势者”的想法。难道堂堂的国学大师也背弃了自己的宗师了吗？
季羡林先生自然不会回答这样问题，他的释义是“因为他（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国学大师的季先生无疑是饱学之士，他比我更明白，所谓的“中国文化”包括了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以《四库全书》为据，把文化压缩在“国学”范畴，也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胡适将之定义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章太炎称之为“中国学”，吴宓说是“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就此而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学科，至少不只是儒学，如果仅仅把孔子解读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实在是对文化概念的误读。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地位不容置疑，但这绝不意味着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惟一精髓。准确地说，打造中国的文化概念首先应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优秀民族文化，如果不能厘清这个问题，所谓的“展示中华文明”就是句空话。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化象征着一个民族的内涵，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贯穿到举办奥运会的理念之中，才是惟一的“展示”方式。放弃博大精深的人文思想，单一把孔子当文化典型来标举，无疑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翻版，如果再往深处说，就不能不怀疑某些人是别有用心。
我虽然没资格望国学大师的相背，但是我敢说“那些权势者或想要权势者”不仅存在于权力阶层，学术领域也不乏其人。他们从骨子里就没有把民众当成国家利益的主宰者，表面上雍容大度、一副唯我得道的样子，实质上却是欺世盗名。在这些人的眼里，孔子和中国龙一样，只是一具任意捏弄的玩偶，所谓的“尊孔”不过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观念并存，造成了各种能量一起迸发，貌似“百花齐放”，实则混乱不堪。这些复杂观念，在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探讨冲动的同时，也助长了假道学的蔓延。引申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这个话题上，对“神圣”的顶礼膜拜，展示给世人的恰恰是腐朽的封建糟粕。其实，孔子的精华思想不需要寄生在任何形式上，它早已深入在中国人的行为理念之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把孔子“抬出来”，与那些向孔子宣誓的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可怕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把“作秀”渗透进了自己的血液，无论在任何层面都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形象工程泛滥、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华而不实的包装成风等等，正逐渐成为现代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其浮华已经构成了一种新的民族性格，与任何形式的劣根性相比都显得更加登峰造极。（作者：王龙）
